高野哲臣：为中日医药发展架一座桥梁 | 医药研发达人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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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药研发药研发医药

资讯来源：研发客

发布时间： 2021-08-19

撰文｜《医药研发达人》日语主编高野哲臣

缘起

无论日本或中国，众多医药行业媒体都在使用自己的母语或英文传播医药行业资讯。

在这两个国家，几乎没有媒体用日语向日本读者刊发中国信息，或以中文向中国读者介绍日本新闻。

日语中的汉字起源于中国，因此在书写中，两国有众多相同的字符，两国人民只需读汉字，就可以互相明了对方。比起英语，通过汉字能更轻巧、准确地理解其含义。

换句话说，与其说用日语⇔英语⇔汉语两步翻译，我认为，直接用日语⇔汉语，而无需英语会更容易和更准确地表达，且不容易产生误解。

因此，我一直希望有机会用日语（包含一部分中文）向日本读者传递中国医药行业信息，或用中文（包含一部分日语）向中国读者发布日本制药行业的动态新闻。

我在东京一所历史悠久的中文学校一直学习中文，学校里的大标语 “学好中国话，为日中友好起桥梁作用！”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于是，我自己也照此写下“出版《医药研发达人》，为日中互相医药发展起桥梁作用！”,这是我内心深处迫切而质朴无华的愿望。

我希望，我们的《医药研发达人》能为日本和中国的医药事业发展作出一丝贡献。

自我介绍

自 1992 年以来，我本人一直在日本制药企业负责日本的临床开发工作。2003 年之后，我开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临床开发部门，负责日中两国的开发战略、临床开发、项目管理和药政事务。多年来，我与中日两国的工业界、药监部门和学术界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合作和互动关系。

作者近照（图片由作者提供）

2017年，我从制药公司转战到一家CRO公司，所从事的工作依旧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开发这个专业领域，并持续到今天。

接下来的篇幅，我将主要讲中国。

中国药品监管变革

在2021 年 4 月 2 日在线举行的“第二届日本制药团体连合会-国际委员会亚洲研讨会（中国）”上，我使用概括总结的图表以及重点条目，围绕“中国临床试验环境的最新变化”发表了主题演说。

以下是当时的三张幻灯片。众所周知，中国药品监管史上最剧烈的变化，发生在自 2015 年 8 月中国监管改革正式启动以来的六年间。

以上三张图片来源|高野哲臣的演讲幻灯。

八个方面的总结

接下来，我想借《医药研发达人》的创刊寄语，从八个方面就近十年左右，中国药品监管部门和制药行业发生的重大变化予以阐述。

(1) DIA中国年会的设立及之后的快速发展

我还清晰地记着，第一届DIA中国年会于2009年11月1-3日在北京富力万丽酒店举行。

在11月的北京，出人意料地下起了纷飞的大雪，约600人参加了此次年会。当时，恶劣的天气导致了北京的交通瘫痪，但会场内却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参会人们的脸上充满了对即将开始的医药研发和创新的期待和希望。

之后，DIA中国每年5月都召开年会。顺着我的记忆，从第2届至第11届的年会，在2010年北京→2011年北京→2012年上海→2013年北京→2014年上海→2015年上海→2016年北京→2017年上海→2018年北京→2019年北京。这些年间，DIA中国年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举办，在北京举办了6次，在上海举办了4次。

DIA中国年会的参会人数早在第3届就超过了1000人，超越了DIA日本年会，此后逐年稳步增长，转眼就超过3000人，与DIA欧洲年会持平。由于新冠疫情，2020年第12次会议延期至10月在中国苏州举行，参会人员也局限于中国国内。

第13届年会于2021年5月在苏州举办，虽然因新冠疫情造成国外参会者寥寥无几，但DIA中国成立仅10余年，参会人数就突破5000人，而且已成长为仅次于每年6月在美国举行的全球最大的DIA全球年会的第二大规模的DIA区域会议。

(2) CDE 审评员队伍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增加到五倍左右

在 2015 年中国药监改革正式启动之前，中国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审评员的数量约为 100 人。此后，CDE 逐年扩大人员数量，从外部招聘了大量以审评岗位为主的人员，并从省市等地方药监部门临时抽调人员支持审评工作。到2021年年中，CDE人员增至约700人（其中审评员约500人）。

根据CDE 2021年6月21日发布的《2020年度药品审评报告》, 2020年，CDE完成技术审评的注册申请8,606件(较2019年增长26.24%)；其中，完成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审评1,561件(较2019年增长55.94%)；完成新药上市申请（NDA）审评289件，完成仿制药上市申请（ANDA）审评1,700件；完成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申请1,136件;完成补充申请技术审评3,250件(较2019年增长24.19%)。由此可见，尽管审评员的人员数量增加了，但 CDE 每天仍需要开展大量的审评工作。

新员工入职CDE以后，对他们的教育和培训必不可少。在资深审评人员数量非常有限的前提下，CDE除了进行正常审评工作外，还应对了众多的沟通交流工作（例如，2020年沟通交流数量：2,451件），并制定了涵盖广范围的多项技术指南，同时，CDE还要培训新的审评员。因此，CDE 每个部门的勤勉努力都让人产生深深的敬意。

此外，由于审评资源有限及新冠疫情等原因，与CDE 的沟通交流中，通过面对面会议，网络视频会议与申请人的直接沟通较少（2020年实绩：268/2,451=10.9%，召开沟通交流会议268次，办理的2,451件沟通交流会议申请中, 召开沟通交流会议268次，大约占据10.9%）。大部分答复是通过申请人之窗以书面形式进行回复。从2020年左右开始，我感觉到，CDE书面回复的内容比以前具体、周密、详细了许多。

在此，我想衷心的感谢CDE各部门为提高技术审评服务质量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3) 在短短三年内，超过22,000件CDE的积压申请消失

2015年8月1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其中，改革的第二个主要目标是解决药品审评的积压——“争取2016年底前消化完积压存量，尽快实现注册申请和审评数量年度进出平衡，2018年实现按规定时限审批。”

大约此时，中国的药品申请量每年超过8,000件，而CDE审评年处理能力每年只有5,000件，导致待审评药品注册申请的积压数量在2015年达到最高峰约22,000多件。

然而，3年后的2018年，由于国家药监局和CDE作出以下种种努力和举措，品种积压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

• 技术审评处理能力显著提升：例如，根据2016年3月3日发布的药审中心《2015年药品审评报告》，药审中心2015年全年完成审评任务9，601件，比去年全年完成量增加了近90%。审评任务积压降至2015年底的不到17,000件。

• 引入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制度：2015年7月22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印发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2015年第117号)》，要求申请NDA的1,622个品目（进口药171个，国产药1,451个）进行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提交电子版自查报告，报告截止日期为同年8月25日。

• 仿制药BE试验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2015年12月1日-）

• CFDI（原CFDA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启动《药物临床试验数据核查工作程序（暂行）》（2016年3月30日-）

(4) 中国临床试验IND机制从审批制进入60天的默示许可制度（发行药物临床试验通知书）

2010年5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2010年中日临床试验研讨会”上，中国IND审评时限成为讨论的焦点。当时，中国的IND审批时间很有可能是全球最长的，有些临床试验审批甚至超过一年。日本参会代表介绍了日本的药物临床试验备案制，同时表示：“除非将中国的IND审批周期缩短到至少三个月，否则中国很难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 然而，八年后，中国药监当局巨大而激荡的监管改革令IND 审评时间的大幅缩短，当年会议上谈及的目标也终于实现了。

原CFDA于2018年7月27日发布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调整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程序的公告》（2018年第50号）规定，自申请受理并缴费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约3个月），申请人未收到CDE否定或质疑意见的，可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药物临床试验。自此，中国终于迎来了药物临床试验审评时限大幅缩短的质的飞跃。

(5) 中国仿制药生物等效性试验（BE）由审评审批制转变为备案制

2012年5月22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DIA中国年会”CDE Townhall上，来自原CFDA CDE的官员，提出了“将仿制药生物等效性（BE）试验的IND审查（包括GMP检查）整合到BE试验后进行的ANDA审评中“的监管改革想法。

三年后，这个想法也付诸实践。

2015年11月11日,原CFDA发布《关于药品注册审评审批若干政策的公告（2015年第230号）》 ,该公告规定，自2015年12月1日起， BE试验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6) 中国制药企业新药研发能力的演进与提升（从仿制药到小分子新药，再到抗体药物、基因治疗、细胞治疗/再生医学产品等新形态）

2011年11月1-2日，在东京一桥举行的APEC MRCT Tokyo Workshop（亚太经合组织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东京研讨会）上，中国CDE化药临床一部部长杨志敏介绍了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埃克替尼从I期临床试验的IND申请及开展，到2011年6月NDA获批历时5年半的临床开发历程。

埃克替尼或许是中国第一款国产化学创新药，在中国获批却是在10年前的2011年。转眼间8年后的2019年，国内首款获得美国FDA突破性疗法认定→NDA获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国产化学抗癌新药泽布替尼出现了。

另一方面，在生物药领域，中国却没有与埃克替尼同期研发生产的生物药。然而，埃克替尼在中国获批9年后，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有8种PD-1/PD-L1抗体药物上市，一半的PD- 1抗体抑制剂由本土制药公司研制生产，其中一些还将海外权益导出给了欧美的国际制药巨头，部分品种在美国提交了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

此外，中国第一个CAR-T细胞产品于2021年6月获批上市。一说到CAR-T产品的临床试验，自然会想到美国和中国是开展最频繁的国家。现在，中国国内很多药企都涉足CAR-T产品的临床开发。

由此可见，中国制药企业彻底摆脱了以往的专注于仿制药生产的局面，在短短10多年的时间里，转型向小分子新药、抗体药、基因治疗、细胞治疗、再生医学产品等新形态的研发，以势如破竹之势向前推进。

根据CDE今年 6月21日公布的《2020年度药品审评报告》，中国临床试验数量近年来急剧增加，反映了中国生命科学的突破、监管改革的进展、患者数量和市场规模扩增等特点。年报显示，2020年1类创新药IND申请受理数量大幅增加，国产药794件，进口药214件，共计1,008件（559品目）（同比增长49.78%）,主要由国产药的增长推高了整体的数量增加。

顺便提及，在ClinicalTrials.gov上所注册登记的来自中国的临床试验（包括非创新药以及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数量近年来每年增加2,500～3,000项。

中国注册的临床试验增长率紧随每年增加约10,000项试验的美国，位居第二。而中国在ClinicalTrials.gov上注册的临床试验累计数量目前排名全球第五，预计中国或将继续以此速度增长，未来几年可能达到全球第三。

(7) 中国药企研发投入的金额

根据 2021 年 5 月 6 日医药网的文章报道，2020 年中国制药企业的研发支出前三名分别是：

• 第一名：百济神州（BeiGene）：研发费用为12.9亿美元（约83.5亿元人民币）（作者注：约1420亿日元）（同比增长39.6%）

•第二名：江苏恒瑞医药（Jiangsu Hengrui Medicin）：研发费用为49.9亿元（作者注：约848亿日元）（同比增长28.0%）

• 第三名：上海复星医药（Shanghai Fosun Pharma）：研发费用为人民币40亿元（作者注：约680亿日元）（同比增长15.6%）

上海复星医药成立于1994年，江苏恒瑞医药成立于1997年，与日本制药公司相比，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公司。这两家公司原本都不是创新药研发公司，现在，他们已成长为不仅拥有化学药，还具备生物制剂等新形态的国内一流的新药研发公司。

而成立于2010年的百济神州则是一家专注于抗癌药的新药研发公司，2020年其研发费用的投入金额居全国榜首，遥遥领先于其他公司，其研发投入增长率也一直保持在高水平，势头越来越猛。

比较这三家公司和日本制药公司2020年研发费用的投资额可以看出，中国排名第一的百济神州的研发投入约1,420亿日元，它排在武田制药、第一三共、安斯泰来制药、大冢控股和卫材之后第六。此外，中国研发投入排名第二的江苏恒瑞医药的研发投入约848亿日元，排名第三的上海复星药业的研发投入约680亿日元，是继大日本住友制药，中外制药之后的第8、第9名。

也就是说，2020年中国药企研发支出前三名公司，均在日本制药行业名列前十名。此外，中国药企的研发投入同比增速远高于日本药企，预计2021年后中国药企在研发领域的投入将进一步增加。

(8) NMPA加入ICH并连任ICH管理委员会成员

原 CFDA 于 2017 年 6 月 1 日加入 ICH，这是一次里程碑的跨越。2015 年10月，将ICH确立为一个非盈利的国际协会。第一批监管成员在 2016 年 11 月加入ICH，而原CFDA晚半年才加入ICH。

仅在一年后的2018年6月7日，国家药监局在ICH第一次管理委员会选举中通过资格要求，成功当选为ICH管理委员会成员，任期3年。在三年后的换届选举之际，2021年6月2日至3日，在ICH大会“仁川”远程会议上（ICH Assembly Incheon Virtual Meeting），国家药监局成功通过了比以往更严格的资格要求，再次当选为ICH管理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

加入ICH 4年来，国家药监局迅速、陆续落实各项ICH指导原则，加强培训，积极参与国内外ICH活动。预计到2024年的管理委员会连任期间，国家药监局在ICH中的权威性和话语权将循序渐进的增加。

结语

弹指一挥间，我从 2003 年开始，关注中国药监机构的发展已有18 年。我始终认为，国家药监局（追求创新和监管改革的）想法坚定不移，是具有可持续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的。

国家药监局始终保持向日、美、欧三国的监管部门和行业团体学习的姿态，密切关注和研究国际上先进的法规理念和行业新趋势，以便对快速迭代的时代变化作出迅速、灵活、正确和适当的应对举措。因此，当变革来临时，我认为可以迅速彻底地同心协力去推进，而不是缓慢地开展。

未来，我们将继续通过我们的媒体《医药研发达人》，报道在中国和日本药监机构、行业和学术界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为日本和中国医药产业架起一座桥梁。我们衷心期待您的关注与支持！

（本文特别感谢春天医药日本办事处代表文英淑女士的翻译和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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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编辑长”

上个月，研发客推出了国内和日本首家报导中日医药行业的媒体——《医药研发达人》主编高野哲臣先生的发刊词，本期我们特别将其编译成中文，以飨国内读者。

两个月以来，我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为这一新专栏不遗余力的撰稿、翻译、编辑、出版，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幸近距离接触工作中的高野先生。在此写下对他的个人印象一文，作为编后花絮。

自担任《医药研发达人》日语版“编辑长”（日语：主编之意）以来，高野哲臣先生就多了一个新名字，因为，日本编辑部的同事植村老师、琳琳等和我都亲切的喊他“编辑长”。

我们的编辑长具备很高的专业水平。他精通中日两国和亚太国家的药政法规和临床开发；他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为何我国药监局能在4年后成功连任ICH管委会成员；他分析，中国的药物创新，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是源于过去数十年厚积薄发的药品监管改革，及举国上下的资本汇聚和制药行业的人才济济；他指出，中日制药行业药品研发合作前景广阔，但欲速不达，所有中日申报的临床研究数据需基于ICH框架下加以科学的审评和决策。

我们的编辑长工作认真负责。他每天工作至深夜2点，我们常在凌晨2-3点收到他的邮件。不过，他总能在百忙中为我们开选题会，指导报导方向，提供采访资源，把关药品监管和制药技术、中日之间的政治和文化问题。

我们的编辑长做事精益求精。他在稿件终审时，逐字逐句每一标点符号细细修改，并注明原因，同时将所有修订制定成一个表格供我核对。他至今仍收藏多年前参加过的会议日程、PPT。每一天在互联网上浏览的中国和全球医药信息，都被他分门别类的亲自整理，归档好在自己的电脑里。

图为高野哲臣制作的校对清样表。

我们的编辑长思维缜密严谨。他在发表意见之前总会紧锁眉心，俯首低头，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以后，才会将他的观点抛出，但往往点到之处，都是重中之重的建议。当你问他每一个答案应“是”还是“否”，他会详细列出是和否的理由，而不会理所当然给你建议。

我们的编辑长对同事要求很严格。我不止一次被他责备，那是因为我粗枝大叶的工作而导致。这时候，他会像前辈一样教导我，希望我能在每一次采访前多做准备，希望我能写出一篇又一篇客观公正、内容详实的报导。他常常对我说，要建立在行业中的名声度、信誉度和品牌知名度，树立中国记者良好、权威和专业的形象。对他的谆谆教诲，我倍感珍惜，永志不忘。

我们的编辑长深爱着中国。他自2003年开始关心中国药监改革和制药行业，并组织了不下50多场有关中国的演讲，在每一次演讲前，他会想象每一个观众的面庞，准备好他们关心的话题，希望做到最专业的演讲。

当我问他，高野先生，您作为一位日本专家却如此关心中国，您是否在意身边的同事和日本同行如何看待你？这时，他语重心长的对我说，每当他内心涌现出一丝不确定或恐惧时，他会像村上春树一样去长跑，要么泡个澡，或者干脆不理会别人的评论而倒头大睡。他强调，他从不放弃自己心中的理想，也不曾间断对中国法规和行业知识的学习。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完成自己设定的目标，并与中国专家保持交流。

“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大家的认可和尊重。而每当发觉自己取得了一些进步，我的恐惧和担忧就会减少一些，进而更坚定自己的目标，勇往直前。”他说。

事实证明，他多年前对中国制药监管创新的预判都是正确的。中国今天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努力向国际发达监管国家看齐的制药大国。而他在中国也收获了丰盛的友谊，最近还成为我们《医药研发达人》的主编。正如他在发刊词里写道：“国家药监局（追求创新和监管改革的）想法坚定不移，是具有可持续性、可预见性和稳定的。《医药研发达人》将为中日医药行业之间架一座桥梁，是我内心质朴无华和强烈的愿望。”

这就是我们的编辑长高野哲臣先生，我们十分敬爱他，希望在他的指引下，《医药研发达人》这一富有使命感的事业大展宏图，也祝愿中日两国合作与友谊万古长青！

（冬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