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生物医药创新发展,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投入的主体,更是将发明创新成果转化的主体。在面临创新的卡脑子的科学问题和卡脖子的技术问题时,政府政策引导下,支持科学家与企业对接,支持投资家与企业合作,形成科学家投资家和企业家的"三家"对话达成共识对促进创新高质量发展大有益处。

摘要
01
回首百年:医药发展历经沧桑

02
盘点 2021:我国生物医药发展成绩斐然
03
展望未来:创新发展和转型发展面临挑战
3.1 在竞争中发展,创新未必都有未来
药品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各国政府对药品从研发、上市、流通到使用的管理均有严格的法规要求。“药品的生命周期”包括从药品的研发开始,到注册评价、上市使用、再评价,直至由于疗效和安全性问题等原因撤市的整个过程,包括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图1)。不同药品在此生命周期中的长短差异很大,现在已经很难看到有像阿司匹林、胰岛素、青霉素那样“高龄将军”的药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药物未必都有未来。
新药研发由于研发长周期与高投入,其失败的风险极高。近20年来,药物研发创新的回报率越来越低, 由2000年的10%降到2020年的3. 1%。表2显示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2015年以来批准药品新的临床适应证开始和出现临床负面结果的年份,可见其间隔年份的差异。因此,药品研发企业如何把握相关尺度显得尤为重要。
药品的引入、成长、成熟、衰退的生命周期受多种因素影响,其退市的原因有药物本身的优势特点、发展战略、市场竞争等问题,更有临床优势和安全性问题,如因出现疗效更好或副作用更低的新产品而被自然淘汰。药品的使用本身就是一个利益与风险平衡的选择,特别是药品在成长期的大规模临床使用过程中出现标志性“临床终点”不能实现,或不优于现有疗法的情况,就离淘汰不远了。
由于医药行业自身的特点,如受到严格控制及管理的特点,针对以研发为基础的制药企业所推出的处方药,在其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营销战略进行探讨,也是企业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主要的考虑包括:因新产品在中国上市的滞后性,需要分析产品的优势、竞争特点以及内卷发展的可能性,调整临床开发计划;国内医生的用药习惯和患者的支付能力;产品专利到期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影响;产品衰退期拐点的分析,对于把握好退出时机也很重要。
3.2 在创新赛道上的差异化发展
在生物医药研发产业链上,不同规模、不同阶段、不同方向的协同发展和组合是获得成功的基本要素。即使在发达国家,一个企业也不可能包罗万象、涵盖所有的方面,我们尤其应该强调创新的差异化发展(图2)。笔者曾在2018年指出:未来生物医药发展必须重视产业转型的问题,“大型药企”的概念将不复“存在”;医药企业收入将不再仅仅依赖药品“销售”;随着国际合作趋势加强,应对行业的“合规”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因此,某方面的发展可能会从零开始,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产业系统;面对发展机遇,不同类别的企业能否进行紧密合作,也是成功的战略思维需要考虑的问题。
3.3 创新思维与能力影响创新转化
发展生物医药,需要基础创新、技术创新,而科学、技术、专利人才都是有国界的。认识基础研究的“卡脑子”问题,认识技术上的“卡脖子”问题,解决“双卡”,需要健康的研发生态环境(图3)。
创新驱动下的科学技术问题,需要自主自强地处理好原始创新的“卡脑子”的科学问题和“卡脖子”的技术问题。Science公布的125个科学问题,11个医学与健康问题中有5个与传染病防治有关,包括流行病预测、病毒性感染、疫苗研发、创新药设计以及抗生素耐药等。“十四五”计划中重点生物医药研发的科学和工程技术问题提出的10个问题中,有一半是与传染病等重大疾病防治有关的前沿科学和前沿技术问题。面对国家生物医药发展重点,优势基础-产业-人才在哪里?选择突破在哪里?需要研发者“自立-自强-自信”,一切都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的。具有基础研究能力的专业研究院所必须关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在国家投入下潜心、静心、精心研究,而不图急功近利,努力提高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是必然的!
科学规律也提供了药物创新需要谨慎的理由。在有更多的时间观察临床试验中的志愿者之前,我们无法确定一种疗法的长期安全性。药物在生产和上市过程中,如果违背科学规律,就可能面临失败。
3.4 以需求为导向的生物医药发展面临的挑战
3.4.1 从服务国家需求和民生需求看挑战
公共卫生的民生需求战略的变化是转型发展的出发点,从长远看需考虑促进防‐医‐保产品长效管理机制,把握生物医药由疾病经济向健康经济转型的机遇和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坚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健康发展理念,创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将大大促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医药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生物医药创新是全球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既带来新挑战,也带来新机遇。
在认识服务国家需求和民生需求与企业担当(图4)这一问题时,面对当前世界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医药产业要提升核心竞争力,走自主自强的发展道路,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基础材料的研究,努力实现对先进制造和先进工艺的研究突破。面对产业发展中遇到的科学技术问题,要克服大而全的发展倾向,建立全新的、紧密的医药产业研发系统,多措并举解决发展问题,如将非核心研发业务外包给专业机构、建立非竞争性的研发联盟等;要建立科学的研发思维,将“谁来做(who)、做什么(what)、在哪里做(where)、什么时候做(when)、为什么做(why)、结果如何(how)”这6个关键维度应用到药物研发中,助力药物研发效率的提高。
洞见未来,就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国医药政策导向从过去直接鼓励产品创新,逐步升级到关注临床价值和临床需求,这无疑进一步延伸和丰富了产业创新的价值内涵。中国的自强,加快了跨国制药企业拥抱中国本土创新创业的速度:从研发中心到创新中心的变化,从被动技术转移到主动技术合作,中国产业环境巨变“in china.for china”更推动了中国本土创新环境和临床需求发展,使其赢得了中国庞大的创新医药市场。
3.4.2 从创新差异化发展看挑战
从创新差异化发展方面看挑战,一是应该看到上市的“me too”新药产品在国内成功商业化的概率不高;二是国内“me too”新药的“类仿制药竞争态势”,才是每个制药企业和投资人需要重点考虑的风险;三是研发投入明显不足,国内“me too”新药的开发成本不到1亿美元,从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到取得新药批件的成功概率高达80%,而欧美“first in class”新药开发成本平均10~26亿美元,从进入临床试验到取得新药批件的成功率低于10%;四是我国几乎都不做“头对头”临床试验,没有确切数据证明自己的产品更好,价格是唯一最客观的指标;五是我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结果少,内卷式(China only型)研究多,很难进入国际市场。
3.4.3 从Lisence‐in到Lisence‐out模式转变看挑战
License‐in是一种产品引入方式,其核心是“产品引进方”向“产品授权方”支付一定的首付款,双方约定一定金额的里程碑费用(按品种开发进展)和未来的销售提成,从而获得产品在某些国家(地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商业化权利。该模式有别于传统的以医药公司自己研究新药或收购创新药公司为主的两种投资方式。License‐in模式不是一种好的商业模式。
与License‐in模式不同,License‐out模式一向被认为是创新走出国门,具有诸多优势,有利于利用外在优势,促进国内发展。一个制药企业靠License‐in模式是长不大的,因为原创引不来、买不来、要不来!国外企业是因为看到中国“人多病多”的大市场才愿意合作的。Lisence‐in模式可缩短研发时间、提高研发效率、减少固定投入,通过资金实现研发的“弯道超车”并造就了“再鼎”等知名上市公司。但2021年Lisence‐in占比过大的制药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多已被否,而Lisence‐out取而代之且大为火爆,交易金额屡创新高。Lisence‐out模式标志着我国科学家的生物医药科研成果被国际同行认可,是企业医药创新能力的体现。
201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号),开启了中国创新药的发展大潮。2021年7月2日CDE发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则正式宣告中国创新药“套利时代”的结束,引发医药股股价大跌,也引发了行业对“me too”、创新成色和内卷的大讨论。长期以来,IPO首日股价大涨在大家心目中已是“必然”,并造就了专业打新(买新发行的股票)的“获利一族”,而2021年医药新股则频频破发,更不幸的是IPO失败。自2019年7月科创板开市以来,截至2021年12月,共有77家医药生物企业拟登陆科创板,仅2021年就有34家,其中13家IPO审核终止,近80%为主动撤回申请。
IDEA Pharma医药咨询公司以药物发明指数(phar‐maceutical invention indices,PIVI)和药物创新指数(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indices,PINI)两个指标对全球主要制药企业创新力进行排名并发布榜单。在IDEA Pharma看来,发明(invention)是以新颖的方式将想法和技术结合起来,去创造此前不存在的事物;而创新(in‐novation)则是发明的回报,利用发明去创造有意义的价值。
3.4.4 从内卷‐商业化看Biotech短板
研发的终极目标是给患者提供更好的医药产品,因此,科技含量再高的研发成果也必须使其产品上市销售最大化,才能实现研发投入的最高回报。作为首批商业化(上市销售)的本土制药企业自研创新药PD‐1,其上市销售远逊于预期,首批上市并已纳入医疗保险的达伯舒、艾瑞卡、百泽安、拓益等4款国产PD‐1,2021年前3季度销售额也就80多亿元(恒瑞因未披露,暂以其去年销售额的3/4计)。如果创新策略仍然是“快速跟随”,而非原始创新,是不可能没有研发出一种真正具有全球市场竞争力的“first in class”重磅药物,因此而期待形成具有巨大市值和世界市场也是很困难的。
04
结语
随着市场信息透明化提升,热门药物被高度关注;
大数据引导新药研发成本逐渐降低,导致研发竞争;
新药市场独占期缩短,面临着同类新药和仿制药的激烈竞争;
断定新药开发风险加剧,投资回报可期更难。从发现到新药批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本巨大、风险极高。
#作者简介
刘昌孝,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天津药物研究院名誉院长、终身首席科学家和学术委员会主任,释药技术与药代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东盟传统药物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主任,并担任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监管科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药物代谢研究会中国办事处主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天津药学会、天津市药品监管科学研究会和天津学会学研究会理事长。我国药代动力学的学科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从事药理学、药代动力学、现代中药和中药质量研究50余年,近10年致力于生物医药发展战略研究,承担和参与多项生物医药战略咨询研究项目。承担包括国家“973”和“863”项目、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国家重大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重大研究项目50余项,发表论文450多篇,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文学术专著30余部。曾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香港紫荆花医学成就奖,全国劳模,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际药物代谢研究会特别贡献,中国药学会突出贡献奖和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药分析与标准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