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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下午，“北京二中院金色天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官方账号）发布悬赏公告，朱吉满、白莉惠一案，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特发布悬赏公告。
其中，案件执行标的金额为1.11亿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悬赏条件为：举报人提供可供执行财产线索并经查证属实的（不含本院已掌握线索），按照执行到位金额的10%予以奖励。
也就是说举报朱吉满、白莉惠财产线索，经查属实就能获得至少1亿元的奖励。
3月24日上午，誉衡药业也对此事作出了回应，原实控人朱吉满和白莉惠的大部分股权已经被司法拍卖，目前仍有小部分尚待法院处置，从2018年开始，原实控人股权就开始被司法拍卖处置，一直持续到现在，股价已经体现了这一事件的影响。公司管理层已经更换，目前公司经营与原实控人及原管理团队已无关系。
从首富、东北药王到如今的严重失信、被执行人，朱吉满的“大败局”到底败在了何处？被寄予新希望的誉衡生物能否走出“誉衡模式”，有自己一方天地？
故事其实也是从誉衡登陆二级市场开始……
登陆二级市场后，一方面被市场质疑局限于骨科领域，缺乏重磅产品将成为掣肘誉衡未来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鹿瓜多肽注射液创造的业绩、登陆港交所融到的钱也该花出去了。
2014年1月，誉衡以6.98亿元收购上海华拓62%的股本，又在一个月后把持股比例提高到98.8%。上海华拓的核心资产就是磷酸肌酸钠，作为心肌保护剂，磷酸肌酸钠2013年在心血管系统用药大领域名列第二位，医院终端市场总量超过40亿元。
此外，磷酸肌酸钠是唯一能直接进入细胞并可以即刻无氧供能的全方位细胞保护剂，因此，朱吉满当时对磷酸肌酸钠的开发思路其实也颇具现在创新药开发的整合式思路。在临床上不断拓宽适应证，不仅覆盖心内、心外、神经、ICU、急诊、儿科心肌损害、围术期心脑保护等多个领域。在上下游产业链上，上海华拓已经覆盖到上游原料药生产，誉衡药业之后又收购了南京万川，后者为磷酸肌酸钠的代理销售公司。
2015年誉衡23亿元收购山西普德，2017年又30亿元并购信邦制药……
A股上市8年，誉衡完成了14笔并购，一共花了129亿元，其中，辅助用药、中药注射剂大品种是其中的主要标的。
当然，朱吉满的收购也是当时的大环境所致。众所周知，资本退出主要有IPO和并购两种模式。在2014年IPO“开闸”之前，很多企业选择并购进行资本退出，满怀对大单品渴望的朱吉满“乱花渐欲迷人眼”。
但谁成想，朱吉满还没来得及消化并购资产，就遇上了2016年的股灾。“针尖起舞”，随时可能翻车。“屋漏偏逢连夜雨”，誉衡药业在综合考虑资本市场、融资环境等因素后，又停止了2015年上半年提出的定增方案。
有观点认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朱吉满发家靠的是顺应大环境，他的败局也败在踩错了政策节点。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从朱吉满的并购项目和目的就能发现，端倪早就存在。鹿瓜多肽注射液帮助朱吉满发家后，朱吉满一直在寻找下一个重磅单品，2014年他找到了注射用磷酸肌酸钠，逐渐形成了在骨科领域（鹿瓜多肽注射液）、心脑血管领域（注射用磷酸肌酸钠、安脑丸/片、硫酸氢氯吡格雷片）、营养用药领域（葡萄糖酸钙锌口服溶液）等多个亿级重磅级产品的市场品牌，这些单品撑起了誉衡药业的业绩。但这样的格局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全是来自并购，截至2015年，誉衡药业仅有15%收入的自研产品。
不断并购成就公司业绩看似与跨国MNC的策略相差无几，但这其中不能忽视的痛点是，2015年之前的中国还没有跟上全球医药创新的节奏，朱吉满以“赚钱”为导向的并购思路都是之后政策的“雷点”。
2015年“722事件”后包括誉衡在内大量药企撤回上市申请；2019年第一批重点监控目录出台后，朱吉满所看重的“摇钱树”中药注射剂、辅助用药悉数入围，并逐渐被各省剔出医保目录。
誉衡药业也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一切的转折从2015年开始。处方药企业面临比以往更严峻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公司今年的涨幅不是很理想。”
当大单品销售被堵，少量的自研管线又迟迟不放量，此前并购又留下累累负债，种种迹象表明，“朱吉满赚不到钱了。”
赚了十多年“大钱”的朱吉满当然心急，但又对自己的眼光充满自信。2015年，誉衡药业在回答投资者提问中表示，“公司沉浸于医药行业十几年，了解医药行业各环节的特点，希望以金融服务的方式推动行业内部的金融整合和发展，做医药行业的‘蚂蚁金服’，我们的着眼点是供应链上的上下游，可延伸到下游的医院和上游的原料商。目前的设想是搭建全牌照的金服公司，涵盖 P2P、基金、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等业务。金服这个业务刚刚起步，其中的 P2P 平台预计下个月上线，现在这个阶段会专心做业务。待业务模型成熟后，再和广大投资者做更深入的交流。”
外行人到陌生领域投资，“赌”的成分不可谓不大，当时誉衡药业成立的P2P平台誉金所，已经于2021年注销。
万变不离其宗，朱吉满又想顺应2015年之后的大环境，转型创新，但似乎也晚了别人一步，挣不到市场先机。
不得不承认，朱吉满的嗅觉还是极为敏锐的。他在誉衡药业2014年的年报中表达了，“君子乾乾，夕惕若”的状态。并表示，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如果不能迎接新的挑战，成功的经验就会变成迷幻剂，遏制企业发展的良好势头。
跟随思想的是，他对誉衡药业大刀阔斧的变革。恰逢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释放了药价改革的信号，行业皆知，2015年算得上医药行业的一个分水岭之年。同样，2015年也是誉衡药业的分水岭之年。
2015年，朱吉满带领的誉衡药业开始尝试探索新领域，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借力药明康德，进军生物药领域。当年，他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引进了做创新药的高管吕强，并初步搭建了新业务架构；二是与药明康德签订了《生物医药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在之后5年内出资10亿元，选定5个左右拟研生物药，在药明康德的研发平台进行开发。
吕强实在是这一岗位的最佳人选。他从北大生物系毕业，在美国博士后出站后，在海外大药企工作多年，2008年回国后的第一站就在药明康德。
这一经历很大程度帮助了誉衡药业。尽管誉衡在生物药创新上赶了个晚集，但在吕强负责推进的PD-1上落地并不算慢。2015年3月吕强入职后，迅速推进了这一合作，仅两个月双方就签署了关于PD-1的合作协议。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次合作的PD-1赛帕利单抗在2021年8月上市。粗略计算，赛帕利单抗从合作确立到获批上市仅仅耗费了6年零3个月，对比来看，同类产品的百济花了8年，信达、君实花了7年。
尽管一直在追赶，但起步毕竟晚了三年，赛帕利单抗在国内是很难逃出内卷的境况，誉衡生物开始寄希冀于海外。
2015年，在资本市场的波动调整下，朱吉满原有速度的计划被打乱了。定增方案终止后，朱吉满首先需要思考的是钱的问题。那时的他也迷茫了，他在2016年的年报中提了三个问题，“一路疾步快行之后，我们是否应当调整节奏，再度审视一下自己——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到哪里去？”
2016年，为了更好地推进转型，誉衡药业基本上是“该卖的卖”，该新建的新建。那一年中他卖掉了普德药业、注销了吉尔生物、终止了对澳诺（青岛）和多瑞药业的股权收购，并决定出售誉衡金服及其子公司，同时在广州注册成立了誉衡生物。
终止这些项目收回了3亿多的现金，但许是经历过从大手笔收购到没钱的日子，再次涉足生物药这样的新领域时，朱吉满较以往更谨慎了，甚至有时显得束手束脚了。一方面体现在对生物药的直接投入上，包括增资誉衡生物，同时也引进了战略投资者；另一方面，与投资生物创新药同时进行的是，他还投资了医疗服务和互联网金融，后者结局并不理想。
不过，朱吉满对于合作的开放心态放到现在都是值得肯定的。2017年时，誉衡和药明生物将PD-1在北美、日本、欧洲等区域的独家开发、商业化权利以最高8.16亿美元的价格有偿许可给了Arcus Biosciences。
这一决定牵引着赛帕利单抗和誉衡生物的未来，或许有可能是一个出口。
至今，赛帕利单抗已在全球（包括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欧洲及东南亚等地）开展了覆盖超过20个适应证、30多项单药或联合用药的临床研究。对比国际化走得最好的百济神州，据其年报披露，替雷利珠单抗已经在中国和全球启动或完成了21项潜在的注册临床试验，包括13项3期试验和4项关键的2期试验，旨在支持全球和中国的监管提交。
同年（2017年），誉衡又从药明生物引进了LAG-3单抗项目，并拟受让金斯瑞开发的Ipilimumab（CTLA-4）生物类似药。
整体来看，誉衡生物的发展其实没有跳脱出誉衡药业的发展逻辑。从誉衡进军生物药以来，八九年间，从已披露的信息来看，誉衡生物仍然未建立其自己独立研发的能力，而是依赖CXO公司或者合作方，一如誉衡药业曾经八成以上收入靠外部产品。然而，两者所处的行业环境已经大不相同。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现阶段医药行业的环境是否能够支撑起一家创新药企大部分收入依赖外部合作，跟MNC药企的模式一般。
当下的产业震荡周期，尤为考验企业家们的定力，扎进去做创新的战略定力。复盘誉衡的发展我们可以获得什么？至少，我们现在去复盘，誉衡在2016年注册成立誉衡生物时，如果以强大的战略定力专注地做创新，加强研发投入，八九年的时间其创新体系必然会逐步建立起来。而且时间也并不算晚，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现今熟知的一些知名Biotech很多都在同期成立。那么采取了更依赖外部创新的誉衡生物，他能走出独立的发展曲线吗？这可能需要交给时间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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