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张必翔教授、陈孝平院士、樊嘉院士、沈锋教授(从左至右)为新书揭幕
陈孝平 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回顾过去,总结经验
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
规划目标做出新贡献
陈孝平院士: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专家在肝癌防治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涵盖外科手术、介入、微创以及放化疗等方面,且多项成果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肝癌的治疗经历了几个阶段,从原本无法治疗,到可以手术和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治愈率明显提高。这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非常有必要对这些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这是出版这部著作的意义所在。
对于年轻医生来说,了解中国肝癌诊疗的发展历程非常必要。上世纪50年代中期,肝癌缺少有效的治疗药物,手术切除是唯一可能让病人治愈或者延长生命的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外科医生率先开展了肝切除治疗肝癌。半个多世纪过去,肝癌外科治疗进步非常明显,既往手术禁区一个个被打破,现在肝脏任何部位的肿瘤都可以切除,肿瘤大小也不是评判能否手术切除的唯一标准。另外肝脏手术的控制出血技术已经完全成熟,80%~90%的病人手术过程中不需要输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在肝癌外科治疗进展中,很多关键技术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让年轻医生了解这些,可以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
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的发展,肝癌的5年生存率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复发率仍然居高不下,生存率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是我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恶性肿瘤的总体5年生存率提高15%。在肝癌治疗上,要达到这一目标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以期达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
樊嘉 院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披肝沥胆,勇往直前
中国肝癌诊疗
逐步走向个体化精准时代
樊嘉院士: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肝癌诊断几乎都是在病人出现症状、可以触摸到肿块之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汤钊猷院士将甲胎蛋白检测引入中国。同时期A超开始用于肝脏检查。根据A超和甲胎蛋白检查,部分小肝癌病人也得以手术切除。在1979年世界肺癌大会上,汤钊猷院士代表中国做小肝癌诊疗报告,获得了美国癌症研究所“早诊早治”金牌奖。到八十年代,随着B超、CT和磁共振的出现,肝癌的早期发现和诊断有了更多、更好的手段。
中国肝癌外科治疗经历了艰苦探索,逐步壮大的过程。从上世界九十年代肝癌手术主要在大的医疗中心开展,到今天进入百花齐放的时代,可以说在中国医疗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团队在国内外首创肝癌门静脉癌栓多模式综合治疗技术,使伴门静脉癌栓的晚期肝癌由不可治变为部分可治,获2008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另外我们还开创性提出了新的肝癌肝移植的“上海复旦标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山医院林贵教授将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引入中国,为肝癌治疗带来革命性的变化。2007年,索达非尼在肝癌中的应用获得成功,很多病人从靶向治疗中获益,部分病人成功实现降期并手术切除。另外瑞戈非尼作为二线治疗,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年来随着随着免疫时代的到来,PD-(L)1抑制剂明显提高了肝癌的治疗效果。
中国的肝胆外科发展到今天,已经在肝癌的综合精准个体化治疗上积累了很多经验。对肝细胞肝癌和胆管细胞癌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未来主要有四个发展方向:首先开展肝癌早期筛查,注重体检,早期诊断和治疗肝癌;其次是继续探索新的治疗药物;第三是进一步提高微创治疗水平;第四是更好地预防肝癌,预防措施包括健康饮食、注重锻炼、早期控制肝炎病毒和减少环境污染等。如果做好这些预防措施,相信在十年以后,中国肝癌的发生率会越来越低。
此外,肝癌的规范化诊疗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基于大量的循证医学证据,制定了《中国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并且每两年修订一次,融入最新进展,指导临床规范化诊断和治疗。目前肝癌多学科诊疗团队包括外科、介入科、肿瘤内科、放疗科、消化内科、中医科等多个科室,每一个科室都应坚持规范化诊疗。随着多学科诊疗模式的普及和推进,未来更多肝癌病人将从规范化综合诊疗中获益。
沈 锋 教授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推动肝癌诊疗进一步快速发展
沈锋教授:这本书是学术和历史的融合,在学术方面,抓住肝胆外科肝癌诊疗重点,征求多方意见,特别是老专家和学者的意见,内容非常详实;在历史方面,对于我国肝癌诊疗发展历程中人物、事件、工作的讲述,都非常客观。另外书中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已解决、解决中以及待解决的问题,对临床医生来说非常实用。总之,这本书倾注了以陈孝平院士为代表的中国肝癌诊疗团队的集体智慧,充分体现了中国几代人在肝癌诊疗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作为这本书的编者之一,我在这本书出版时非常激动和振奋。这本书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鞭策,激励我们在前人的基础进一步做好肝癌诊疗研究。对年轻人是一种激励,让他们知道中国肝癌诊疗成果来之不易。
目前我国肝癌诊疗面临非常好的机遇,在肝癌外科和综合诊疗发展相对比较成熟且快速的基础上,又迎来了多组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研究、免疫治疗快速发展的时期。如何抓住机遇,将传统治疗与现代技术结合,推动肝癌诊疗进一步快速发展,是临床医生面临的重要挑战。例如对于多发性肝癌,传统治疗都是根据肿瘤的体积大小、数目、位置和肝功能等来选择治疗方案,缺乏对肝癌生物学特性的鉴别。另外如何选择新辅助治疗策略,提高降期治疗成功率,以及术后如何抗复发,都是目前需要考虑的关键性问题。
张必翔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立足本土,引领前沿
中国特色肝癌诊疗
为中国病人带来更优方案
张必翔教授:中国肝癌诊疗发展史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中国之所以能在世界肝癌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肝癌发病率高,世界上一半的肝癌病人都在中国,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专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从吴孟超院士开展中国特色的肝癌手术治疗,汤钊猷院士提出小肝癌的概念,陈孝平院士提出大肝癌和巨大肝癌以及合并门静脉拴还有门静脉高的病人外科治疗,到后来腔镜肝切除和机器人肝切除等新技术的应用,中国肝癌外科治疗一直走在世界前沿。
在以外科手术为主的肝癌多学科综合诊疗时代,如何将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以及中药治疗与手术治疗整合,进一步提高疗效,是我国肝胆外科医生所面临的巨大机遇和挑战。事实证明,国外肝癌治疗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合中国病人,因为中国肝癌大部分在慢性乙肝和肝硬化基础上发生,与欧美和日本不同。对于合并乙肝的肝癌病人,抗病毒治疗是综合治疗的重要部分,可以提高手术的疗效和安全性。未来我国肝癌诊疗应继续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让更多中国病人从更适合中国人的治疗方案中获益。

责任编辑:肿瘤资讯-Yoly
排版编辑-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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