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在变，创新药也在变 | 研发客临床年会暨ChinaTrials14精粹

11月10日，研发客临床年会暨ChinaTrials14如期线下召开。来自生物医药行业的本土创业者、跨国药企在中国临床研发的掌舵者、行业专家们共赴会场。今年的大会主旨是“中国生物制药创新继续前行：新的风险和前进方向”。关于创新药的明天，麦肯锡全球副董事合伙人邵毅做了本届年会的第一个主题演讲“生物医药创新的未来篇章”。

麦肯锡全球副董事合伙人 邵毅

在演讲中，邵毅提出了几个思考点：当前，国内企业之间、国内与海外企业之间的交易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否每一个交易都按照原计划推动，是否在全球实现了商业化，需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而从更早期的科研阶段来看，中国科研者在全球知名期刊发表的文献数目也有所增加，但是否在创新机制和体制上实现源头创新以及如何实现成果转化，值得思考。

在行业寒冬的大环境背景之下，本土创新药企业要从产业链的各个维度去思考如何做好战略合作。在临床开发过程中，不断优化自身管线，满足差异化创新的需求，并且，更好地利用资金去推进管线的进展。此外，邵毅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在全球临床开发的参与程度上，仍然不及欧美国家。下一步，外资药企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让中国参与全球的临床开发，本土药企思考如何开展全球临床试验。

邵毅在演讲中总结到，从目前中国医药创新的现状分析来看，有四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监管法规的全球融入，NMPA加入ICH之后，法规在实操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例如对中国和东亚人群数据更充分的认可和运用；本土医保环境，如何能实现中国创新药在中国上市后的回报；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包括技术转化能力、早期临床开发能力，打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大环境之下，企业面临很多选择，包括研发管线优先做什么、不做什么以及从企业的组织设置等方面确保对潜在高回报但高风险项目的把控。

中国创新的动力来自哪里？在接下来的第一个圆桌论坛中，映恩生物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忠远博士、烨辉医药科技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华烨博士、应世生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在琪博士、亚盛医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大俊博士、麦肯锡全球副董事合伙人邵毅共同探讨了“中国生物技术创新：我们何去何从”。

从左到右：朱忠远、华烨、王在琪、杨大俊、邵毅

嘉宾们认为，做药情怀与商业利益是硬币的正反面。一方面，中国人口老龄化、患者未满足的需求、中国现有用药指南与全球指南的区别，都是对中国本土创新非常大的推动。实际上，随着科学技术的突破，人类对疾病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技术创新的瓶颈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对于核心资产（专利）的保护，同样是创新的原动力。在“集采”、“国谈”的背景之下，如何让企业获得合理的回报，实现可持续的创新值得深思。同样的，如果仅仅是冲着利益去做的创新，未必有好的盈利，PD-1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

那么，创新一定要做首创新药（FIC）吗？对此，嘉宾们一致认为，做me-too和fast-follow已经没有机会，但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也失去了创新的根本意义。实际上，解决病人的临床问题才是创新的价值所在。如今的科学技术做出一个FIC产品已不是问题，但做药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有嘉宾提到，临床的应用场景有很多可以提升之处。在做开发的时候，不妨多拜访一些临床医生，他们长期在一线工作有很多想法，有时候可以从病人中找答案和解决办法。目前，中国整体仍然保持了成本优势和速度优势，基于原有的基础上，再往前走。

百时美施贵宝全球研发副总裁&中国研发负责人蔡学均博士同样表示，创新不是目的，创新只是手段。

他在“用双循环开创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新局面”的主题演讲中表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宏观大环境有许多困难，当然也影响到医药行业。国内市场面临诸多挑战，出海国外也很艰难。其实这并不令人惊讶，跨国公司40年前来到中国也是跌跌撞撞，经历波折是难免的。

百时美施贵宝全球研发副总裁&中国研发负责人  蔡学均博士

近年来，创新的竞争不断加剧，但关键还是要看能不能解决临床病人的需求和问题。那么BMS是如何做的呢？蔡学均博士认为，单打独斗很难解决问题，要完成新药研发需要众多合作，如果没有临床医生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BMS与国内科研机构、PI紧密合作，参与内循环。同时，BMS持续帮助当地企业成功出海。

对于如何从不乐观中走出来，蔡学均认为，好的科学就是好的business。而转化医学是中国创新突破的机会。中国人口基数大、病患多，中国医生积累了大量的临床数据，不妨考虑和实验室科学结合起来，形成再升华，实现病患的需求。

第二场圆桌论坛的话题是“来自跨国药企的观点：药物开发中的角色演变以及与本土生物技术公司的协同合作”。除了蔡学钧博士，参与讨论的嘉宾还有武田制药全球研发副总裁&亚洲开发中心负责人王璘博士、勃林格殷格翰大中华区医学和研发负责人张维博士、诺和诺德企业副总裁&医药质量部负责人张克洲博士，以及罗氏高级副总裁、全球药品开发中国中心负责人李昕博士共同讨论。

现场从左到右依次是王璘、李昕、蔡学钧、张维和张克洲在线参与讨论。

嘉宾们分别给出了“灵活性”“韧性”“希望”和“信心”四个关键词来表达过去一年最深的体会。作为跨国药企的中国研发团队，总是满怀信心地想要把全球的管线引入中国。而在带量采购等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之下，便开始思考中国管线的布局是否要有不一样的地方。全球的产品引入中国获批上市自然皆大欢喜，但这是我们的初心吗，是否解决了中国患者的临床需求？

作为跨国药企的掌舵人，最重要的是在大船上的人齐心协力，战胜风暴，这离不开员工们的支持。而看到病人获益的时候，尽管遇到很多困难任然觉得很值得。同时，跨国药企也从本土企业中受到很多启发。比如中国速度、灵活性、勇于赶超，都是值得学习。

嘉宾们表示，跨国药企与本土企业之间有很多合作空间。而在自身内部同样有很多事可为。目前，中国研发团队在开发上的成分比较大，研究的成分还很少，研究基本都是总部的团队在做。希望可以把CMC、毒理等一些早期职能部门带进中国，真正做到全球同步研发。最后，王璘博士说，跨国公司除了关注自己的项目，还应该承担提升中国研究者临床研究能力的责任。

上午的最后一场圆桌讨论话题是“如何加速中国早期临床试验的研究工作”，由浙江养生堂集团首席医学官蒋皓媛博士、基石药业首席执行官杨建新博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试验机构办主任李雪宁老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主任药师张菁老师、复宏汉霖总裁朱俊博士、耀乘健康科技首席执行官陈晓博士共同参与。

从左到右：蒋皓媛、朱俊、杨建新、陈晓、张菁、李雪宁

中国本土创新项目是否都应该去海外开展临床试验？对于这一点嘉宾们各抒己见。有嘉宾指出，中美双报、在海外做临床不要跟潮流，并不是每一个FIC的项目都需要去美国做Ⅰ期临床。这是因为一方面成本高，FDA对中国企业会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患者少，很多进入Ⅰ期临床试验的病人已经历很多治疗，管理这些病人也较难。实际上，企业不妨在Ⅰ期临床结束之后，如果觉得药物疗效的前景很好，可以将美国和澳大利亚纳入，共同推进临床试验。当然，Ⅰ期临床试验也可以在澳大利亚开展，在该国获取白种人的研究数据是比较明显的优势，且数据可以被FDA接受。当然，不利之处在于澳大利亚人口较少，做肿瘤药物的临床试验会有点难度。

本组讨论在勃林格殷格翰大中华区临床运营负责人宋寅樱博士，亿一生物制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医学官李锡明博士，PPD中国项目管理部总监王海青博士，赛默飞中国区质量负责人、临床试验部施维维博士，维昇药业临床运营副总裁陈睿博士，灵北中国临床开发部高级总监周茜博士，复宏汉霖临床运营总经理、全球开发部李靖博士之间展开。他们均提到疫情给临床研究开展带来较大影响，但通过必要的预案设计，可以将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而保证受试者利益以及临床研究如期完成。

现场从左到右依次是宋寅樱、施维维、王海青、李靖，李锡明、陈睿、周茜在线参与讨论。

与会者介绍，在疫情下开展临床研究，设计试验方案时要有专门模块提到当研究受到疫情影响时可以启动哪些备选方案。一旦紧急情况出现，要马上启动应急机制，首先保证患者给药和患者访视。可以事先商定好研究中心以外的备选医院，用于疫情发生时患者的给药访视等，以及中心实验室以外其他实验室如何参与患者检查和数据收集。也可以在研究方案中加入DCT元素，如患者招募、患者访视、中心监察等都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患者也可以自己在家中利用设备收集与研究相关的数据。

同时在遇到疫情阻挡时，要与研究参与各方做好沟通，如机构是否方便将药品运输到外部中心给药，患者有哪些途径仍然可以正常参与研究，医院远程系统能否开放用于数据监察等。通过沟通，让各方尽可能支持研究顺利进行。

另外，疫情下开展研究，数据缺失不可能完全避免。因此，在数据统计方面，要匹配与之相适应的统计方法；同时将由于疫情引起的数据缺失，在临床研究报告中罗列，单独向监管部门进行汇报。

在锐得麦首席执行官付萌的主持下，小组围绕转化医学展开讨论。思路迪医药首席战略官兼首席医学官肖申博士、百济神州副总裁兼全球转化研究及转化医学负责人沈志荣博士、赛诺菲中国转化医学负责人唐蕾博士、百时美施贵宝中国研发部生物标志物部门负责人俞亦龄博士分享了对转化医学作用的理解。

从左至右：付萌、唐蕾、俞亦龄、肖申、沈志荣

嘉宾们认为，转化医学是新药临床前研究与临床研究的重要桥梁，同时在新药研发中，转化医学的理念要贯穿始终。转化医学团队要尽早介入产品开发，并在研发全过程与新药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以及CMC团队密切配合。

转化医学团队需要参与产品整体开发策略制定，对适应症、剂量、差异化路线选择等提供洞见。尤其要重视产品差异化向临床研究的转化，例如抗体设计时通过结构改造，能够让其结合力提升两倍，但这对于治疗效果是否产生明显影响，就需要开展转化研究，提前明确。

生物标志物开发作为转化医学研究的一项关注点，其作用非常关键。生物标记物在研究中使用，有助于病人选择、替代终点研究以及安全性监控等。但生物标志物选择也可以适当优化，采用更容易获得以及检测的指标，从而提升产品研发效率。

多家公司可以联手开展生物标记物的研究，加快肿瘤免疫等领域的生物标记物发现速度，降低研发成本。FDA曾号召多家公司共同参与药物肾毒性预测性生物标志物探索，国内公司也可以在这方面携起手来。

神经系统药物开发近来呈现回暖趋势。本次研发客临床年会邀请到加立生物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柏州博士，前美国FDA临床药理学审评部定量药理学审评室主任、武汉朗来科技首席执行官王亚宁博士，薄荷天使基金合伙人包杨欢先生，中泽医药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周显波博士，神领锐医药创始人兼首席医学官童岗博士，共同讨论中国神经系统药物开发的未来。

从左至右：陈柏州、童岗、周显波、王亚宁、包杨欢

王亚宁博士表示，阿尔茨海默症全球药物研发多数关注如何控制疾病发生因素，从而延缓疾病发展进程。目前在研产品分子机制呈现多样化特点，有多种不同治疗理念产品进入Ⅱ期临床研究阶段。

但阿尔茨海默症临床研究设计仍存在较大难题。虽然FDA在指南中提示，何种研究设计有助于证明产品既能改善疾病症状，又能延缓疾病进程，但尚没有药物在实践中取得成功。“我们不确定需要多少患者多长时间，才能观察到确切的疾病延缓迹象。”

前美国FDA临床药理学审评部定量药理学审评室主任、武汉朗来科技发展公司 王亚宁博士

“但我认为Biogen旗下aducanumab获批上市，是监管部门在AD领域迈出的关键一步，其中反映出监管部门积极灵活的思路，也将提振行业信心。aducanumab研究为后续针对Aβ靶点的药物研发也总结了关键经验，要富集有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病人参与研究，同时只有将β淀粉样蛋白降低到足够程度，药物才能起效，这也是之前更多药物临床研究失败的原因，需要在之后产品开发中引起重视。”王亚宁博士说。

在国内，CNS药物研发关注热度也在提高。尤其在2019年后，FDA批准大量CNS方向药物上市，更激发国内企业参与CNS研发的热情。据包杨欢介绍，国内新近成立CNS药物研发生物技术公司近50家，去年获得融资的公司就有近20家。中国公司可以在CNS研发领域积极探索适应于本国国情的研发道路，如采用已上市分子改良与全新靶点机制药物研发相结合的路线，从中积累CNS新药研发经验，之后再向更难的方向发起攻坚。

疫情推动了DCT（远程智能临床试验）的普及。通过数字化手段，临床研究受试者访视可以在研究中心之外进行。Decentralized Trials & Research Alliance (DTRA)的联合主席/管理合伙人Craig Lipset在线分享了一些统计数字：DCT使用率从28%上升到超80%，有79%患者认为DCT在试验中使用很有吸引力。

DTRA联合主席/管理合伙人Craig Lipset在线分享

而DCT开展也有几个基本原则，在研究开始前要明确DCT中可能涉及哪些特定设备，同时要对参与DCT的人员进行必要培训。此外要根据法规要求，病人能力、药品剂型等匹配合适的方法和工具。预测新冠之后，DCT也会被持续采用，我们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让DCT的设计更加完善。

辉瑞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陈朝华博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曹国英老师、礼来苏州制药卓越临床运营副总监赵晓青博士、武田亚太研发中心数字化战略负责人何洁如博士、维我软件中国区临床运营和数据管理战略负责人廖轩芸博士，共同探讨了中国的DCT研究。在中国，DCT的步伐同样势不可挡，今年CDE发布《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设计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其中大篇幅提到DCT的研究设计。

从左至右：陈朝华、赵晓青、廖轩芸、曹国英、何洁如

DCT的实际开展需多方配合，包括患者、研究机构、伦理委员会、申办方、监管机构及第三方供应商等，要充分考虑试验开展国家和地区的临床研究法规要求。

DCT可以提升临床研究的可及性、便利性，使参与研究患者更多元化，也更接近患者群体的真实情况，并可能通过设备采集到一些难观察的数据。但DCT在应用过程中，也要考虑不同经济发展条件、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的患者，在参与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不能因为DCT的应用而将少部分患者直接排除在外，要尽量兼顾临床研究的机会公平。

如果想要DCT落地，清晰界定各方责任非常关键，如上门采血发生意外，责任由谁承担。DCT只是改变了申办方和研究者的合作方式，但ICH原则是不变的，对于数据质量和患者安全把控仍然是必须的，要明确申办方、第三方供应商以及研究机构等各方职责。

最后，嘉宾们鼓励各方参与DCT设备的研发，例如患者自行采血装置，自动拍照装置，以及患者回输数据的自动录入及判断数据是否符合要求的数字化系统等，这些都将进一步促进DCT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