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报道
“抗生素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破碎的市场。目前它无法维持必要的创新。”
“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也没有可以终结耐药的良方。我们需要持续稳定开发出新的抗生素，来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需求。”
“抗生素使用管理的最佳实践，就是在正确的时间为正确的患者提供正确的抗生素，就是这么简单。”
……
在近期结束的“2022药明康德健康产业论坛”上，全球抗菌药生态圈中最具影响力的机构和专家从不同视角，就当前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AMR）领域的复杂挑战和潜在未来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探讨。AMR是威胁人类健康未来的巨大危机，也是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WHO）工作的重中之重。参与讨论的嘉宾贯穿解决AMR挑战的全价值链，分别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非营利机构CARB-X、AMR行动基金和生命科学投资基金Adjuvant Capital等。扫描文中相应二维码，即可访问视频页面，重温论坛精彩内容。
在这场讨论中，嘉宾们重申了AMR带来的挑战。
一方面，AMR问题由来已久。
远在人类开发抗生素之前，耐药性问题就已出现在自然界中：“各种细菌和天然抗生素间的交锋、耐药性的出现，已持续了4亿年以上，而我们只是刚刚参与进来，并试图赶上它们的脚步。”而它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健康未来的巨大危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小，也知道耐药性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我们已在新冠中看到这一点，在我们意识到存在新变异株之前，它就已经传播至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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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前针对AMR的药物极为稀缺，且严重滞后。
人类100年前发现的青霉素，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感染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而对青霉素耐药的细菌正变得越来越多。开发一种新的抗生素，则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新产品研发速度远远跟不上耐药菌出现的速度。
据世界卫生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小组负责人Valeria Gigante博士介绍：“审视目前的抗菌药物产品管线会发现，40%的产品是β-内酰胺类药物和β-内酰胺酶抑制剂（BLI）的组合，其中大多数可抑制A类、C类和D类酶，只有三种药物可抑制B类酶。这意味着可用于治疗耐多药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方面的资源是严重不足的。”这只是现象之一，而根据WHO于2021年发布的报告，正处于临床阶段的40多种抗生素中，没有一种能充分解决世界上最危险细菌的耐药性问题。寻找创新机制的治疗药物和解决方案，迫在眉睫。
而更为严峻的复杂挑战还在于，现有商业模式的难以为继。
过去行业对于创新疗法的探讨颇多，但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可能会被忽视。“有时行业需要知道解决AMR危机的关键是什么。”有嘉宾这样提醒。一个必须正视且重视的问题在于，新药研发的高风险、高投入和长周期特点，尤其抗生素产品的投资回报局限性，是限制了这一领域创新的关键问题。换言之，现有商业模式对于抗生素而言是不可持续的。
其中，抗生素使用管理上存在的“悖论“也被重点讨论。“就全球卫生系统而言，不仅要确保世界各地的患者都能获得抗生素，也需要新型抗生素和新型药物来治疗一些具有严重感染性的超级细菌。”但从对抗生素使用的管理干预层面，为尽量减小耐药菌出现，“对于例如保留使用类抗生素名单，却不一定希望一直使用它们。”
整体来说，解决AMR挑战将是一场持久战，除了产品管线挑战，更亟待寻找解决深层次商业模式问题的解决方案。
解决AMR问题的机会在哪里？嘉宾们在论坛上提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潜在解决方案。
图片来源：123RF
首先，是如何建立强大的新型抗菌药物管线。
近年来，WHO正在不断更新细菌和真菌病原体列表，以指导药物研发工作。据Valeria Gigante博士介绍，新型抗生素研发重点病原体目录正在进行修订，预计今年年底至2023年初将发布新版目录。“我们还进行了产品管线分析，旨在指导研发工作，以应对当前已确定的全球紧急情况。管线分析覆盖了抗真菌药、抗菌药以及针对病原体研发的疫苗产品。”
CARB-X研发部主管Erin Duffy博士看来，噬菌体、活体生物药以及抗病毒项目被认为是具高度创新的解决方案。“与直接作用的抗生素相比，它们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为解决AMR做出贡献，这些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东西。”
AMR行动基金（The AMR Action Fund）首席执行官Henry Skinner博士表示：“我们需要持续稳定开发出新的抗生素，来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需求，这可能是最大的创新。我们拥有很多化学创新和新技术，在诊断领域也涌现出了许多成果，这些可能是具有变革性的，也是整体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此外，构建AMR的基础设施，包括疾病监测平台，快速诊断方法和诊断平台，也是整体解决方案的重要部分。尤其对于AMR和传染病而言，全球范围监测对于未来管线开发尤其重要。正如Henry Skinner博士提到的：“全球监测使我们能够预测和发现突变、变异株和耐药性的形成。我们需要知道各地发生了什么，需要了解耐药机制和流行病学结果，以真正了解十年后所需的药品应具有哪些特性，为未来做准备。我们需要扩大这种全球监测的范围，更好地了解情况，才能最有效地开发所需的药品，从而产生最大的影响。”
图片来源：123RF
第二个被探讨的机会则是，如何构建AMR新型商业模式。
“目前生态系统环境下，尽管并非绝对，但在将处于发现阶段创新项目推向临床方面，绝大多数大型医药公司都缺席于此。处于这一阶段的都是规模非常小的公司，甚至可称之为微型公司。”这是嘉宾们所描述的当前窘境之一。
大家正在期盼一种新的模式，来解决抗生素产品的创新驱动问题。针对这一点，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传染病防治事务负责人Timothy Jinks博士表示，他对目前所能看到的金融创新和全球性观点感到兴奋，尤其是一些正在将提供产品与财务回报实现“脱钩“的模式探索。他们特别提到了一项被称为“STEDI”的原则，该原则的评估方法与传统的评估有显著区别。“传统评估只关注每位患者的治疗药物用量或质量，而基于STEDI原则可以估计抗生素的全部价值，使其可用于医疗体系。这真的很令人兴奋。这是全球真正需要采取的少数模型之一，这样才能打破市场困境，实现必要脱钩。”
Henry Skinner博士也表示，最有希望出现创新的地方，是全球正在讨论的拉动激励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弥补市场的短板，起到吸引投资回归的作用，为该领域带来新的资金、创新和科学家。这是一项非常令人兴奋的创新，能为社会带来整体价值，以及为医疗保健体系带来潜在价值，如能使移植手术、肿瘤手术和自身免疫等得以实现，具有深远的意义。”
而基于商业模式的变革探索，则有望实现AMR新型生态系统的构建。
正如Timothy Jinks博士所希望的那样：“希望可以改变研发的生态系统，使其能够可持续地提供必要的产品。也希望看到与感染性疾病相关的系统方法的转变，以便实现AMR的长期控制”；“我们可以转向预防策略，从根本上减少抗菌药物的使用需求，将耐药感染控制为少数威胁，而不是越来越大。”
尽管还没有一个简单的机制和系统可以理想地解决问题，但嘉宾们都相信，当前正处于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而合作则是解决AMR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如果一个公司单打独斗，其成功的机会并不多。他们需要获得金融、科学和监管方面的支持。”Valeria Gigante博士表示，“我们还希望与全球社区合作，促进产品开发、商业模式以及报销机制的创新。这样我们可以确保新的和现有的抗菌药物都有一个可行的经济环境和准入渠道。”
“合作、协同和长期承诺都是不可或缺的。”Timothy Jinks博士同样强调，良好的合作和协同努力对于实现共同目标非常关键。“任何一个孤立的部门，或是部门中的任何一个实体，都无法提供万金油式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跨部门合作，纳入不同参与者，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在AMR主题讨论环节的最后，嘉宾们共同畅想了10年后的画面：
“我希望看到，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所有开发中的创新项目，并真正维护起一批强大的产品管线。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需要政策和市场同时发力，让资本重新回归。”
“我的愿望是，10年后能看到所有的全球优先事项都得到解决。我希望看到世界各地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正确的抗生素治疗，所有常规的手术和治疗操作都能够完成。”
“10年内，我们将看到该领域向个体化医疗方向发展，我们将实现为正确的患者提供正确的抗生素，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应用。”
“10年后，我们会拥有一个稳定的新产品研发生态系统。我们将不再谈论市场困境，而会探讨创新科学方面的一些令人振奋的事情。人们追求的科学和研究，那才是彼时的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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