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观点丨疫情背景下关于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同时也是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收官之年。面对年初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城镇化进程都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与严峻的挑战。在百年难遇的疫情冲击背景下，围绕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改革、扩大内需、提升质量，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此次新冠疫情爆发之际正值春运之际，高达数十亿人次的“人在囧途”，进一步加速了病毒的传播与蔓延。而造成这种高强度人口聚集和流动的原因正是我国特色的人口“半城镇化”现象：大批外来务工人员受到户籍、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因素制约，“身”在城市，“家”却在农村。这种人口的“半城镇化”现象导致外来人口在城市内部集聚以及在城市间自由流动，加剧了疫情在城市内部爆发及外部扩散的风险。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打破人口“半城镇化”之间的城乡壁垒，加速由物质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理性回归。因此必须突破种种障碍，推动户籍、就业、社保等要素由乡到城的转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常住人口全覆盖，从而加速人口城镇化进程。一是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融入进程；二是建立城乡统一就业制度，保障平等就业，加强对外来人口的教育培训和就业指导，提升外来人口市民化的宏观环境；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提升参保比例，厚植外来人口市民化的保障土壤。

而要在“重要窗口”建设中展现出更多靓丽的“绍兴风景”，绍兴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户籍制度和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机制的同时，更应抢抓招才引智的机遇，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并加大对回绍就业大学生、本地高校毕业生留绍和人才创业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保障人才政策3.0版落实落地，从而念好“引育并重”的“人才经”、打好“名士之乡”的“金招牌”。

中国究竟是适合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镇，一直是城镇化争论的焦点，双方对于“要大城市的一张床还是小城镇的一间房”各执一词，而此次疫情暴露出大城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抗风险能力较低、小城镇防控到位的客观事实，更让一些人喊出了“大疫止于乡野”的口号。

对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偏安一隅，仍需统筹兼顾、着眼全局，“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依旧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坚持和前进的方向。新形势下，仍然要坚定不移地以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空间载体，适度控制中心城市规模，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协调发展，并通过经济、规划、投资、土地、财政等政策调控，着力加快中小城镇的发展步伐，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抗风险能力。一方面，充分发挥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优化中心城市与一般城市的功能设置，带动形成网络化、多中心、错位化的都市圈发展，通过都市圈内基础设施、产业体系、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共建共享，实现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加快中小城镇建设步伐，以完善城镇特色功能和发挥比较优势为抓手，吸引周边中心城市人口、产业等要素集聚，进一步做实做强中小城镇。

当前绍兴正处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历史机遇中，更应聚焦一体化发展，构建“融杭联甬接沪”发展格局，高水平打造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找准绍兴在长三角城市群的目标与定位，扬长避短、错位发展，充分发挥绍兴的比较优势，积极发挥纽带和聚合作用，在长三角的视角下推动区域内规划共绘、交通共联、产业共兴、生态共荣、服务共享，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能级，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抢占应有的一席高地。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城市综合承载力的瓶颈，疫情初期在武汉等城市出现的医疗资源挤兑、防疫管理落后等现象，就暴露出在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投入欠缺和应急体系建设有待提升的软肋。

针对疫情暴露的民生短板问题，应强化公共服务供给，以基础设施补短板强弱项为主要抓手，从夯实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公共服务治理水平、优化产业发展数字环境、强化网络安全能力保障等多方面出发，加大对医疗、教育、环境等公共服务短板的投资力度，引入市场化的公共服务供给，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有助于扩需求、稳增长、促就业，释放城市经济增长潜力。同时，积极构建“城市大脑”，加强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公共服务智慧化和智能化改造，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国家发改委于5月发布了《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其中诸暨作为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示范点，更应发挥好“领头雁”和“引路人”的角色，利用人工智能、5G等数字技术支撑，推动公共服务、市政公用等基础设施提标扩面、提挡升级、提质增效，进而由点及面推进绍兴全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利用好绍兴企业债券申报“直通车”机制的政策机遇，搭好“顺风车”，积极争取发行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更多融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