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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穿越》的结尾，库珀和布兰德利用引力弹弓，把自己射向了回家的路，在静谧宇宙的无声高潮之中，库珀说出了那句贯穿整部电影的台词：
《星际穿越》
这个物理学的定律在电影中被扩张、异化，最终变成了一个形而上的隐喻——“要想达到某地，就必须先留下什么”。
在库珀说这句话的十三年前，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这是载入史册的一页，但就像那个定律一样，当我们登上全球化的大船时，我们，留下了什么？
我是老K，这是中国药业大逃杀专题视频的第二期，这一期，我们的主角是一个沉默的“药神”——仿制药。
2018年，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一波票房浪潮之后，所以人都学会了一个新的名词，格列宁。
在剧中，这是白血病患者的求生之道，而在剧外，同样如此。
格列宁的原型药物为格列卫，这是诺华制药针对白血病研发的靶向药物，疗效显著，同时价格昂贵。
格列卫
中国加入WTO的第二年，格列卫进入中国市场，当时的定价为2.35万一盒，病人需要每月一盒，一年十二盒，每年治疗费用达到28万以上。你只需要明白，那一年北京的房价是4756元，西安的房价只要2000元。
这种治疗费用，甚至已经超出了小康家庭的水准，更不提普通人家。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格列卫受到专利保护。
这个专利为格列卫带来了多大的利润空间呢，2013年，格列卫在中国的专利保护到期，第二年，中国豪森药业的同款仿制药上市，每盒售价 124元。
你无法想象，有多少白血病患者，在专利到期前因为高昂的费用而死去。
这事没有谁对谁错，它只是，就这样发生了。
而这个药物专利，正是起源于那张全球化的船票。
2001年，举世瞩目的一年，中国加入了WTO世贸组织，上亿的生产力得到释放，奠定了往后二十年的经济奇迹，但作为加入WTO的条件，我们必须签署美国专利法，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生产、制造、购买、出售一切未经授权的药品。如果你要问这意味着什么，那格列卫就是最好的例子。
毋庸置疑，专利保护了创造力的价值，让更多人得到拯救，高昂的专利也是符合经济理论和法律逻辑的，但是，在经济和法律的理论之外，当一个人，一个我们的同胞，一个和我们一样完整又独立的人，因为贫穷而不得不面对死亡时，我们真的有勇气去对他说：“很抱歉，我们不能救你，因为你，没有钱。”
《我不是药神》
这不是中国独自面对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这样一个法律和道德的困境。
于是，在秩序法理之外、在求生本能之内，仿制药就成了那个最好的折中手段。
仿制药，初听这个名字你会想起莆田的鞋、陈田的车、华强北的iPhone，又或者是朋友圈微商200包邮的LV。但仿制这个词在药物研发中，并不是假冒的代名词。
从药物研发的角度，一切药品都可以分为三种：专利药、原研药、仿制药。
专利药指的是在全球最先提出，并且获得专利的药品，一般专利保护期为二十年；原研药就是研发厂家生产，但是没有专利保护的药，药效有充足的保证。
专利药和原研药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假设你研发了一个药品，成功获得专利上市，那么在专利期内，你这个药就是专利药，别人不能仿制，全世界只有你能生产，价格随你定多少。
当专利期过了之后，这个药就从专利药变成了原研药，一切都没变，但这个药就不再受到专利保护，任何人都可以仿制，你仍然可以高价卖，有没有人买就不一定了。
而仿制药，就是那些不受专利保护的原研药的复制品，和原研药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给药途径和治疗作用，是得到法律认可的替代药品。
所以，仿制药并不是假药或者冒牌货，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被称为“非专利药”，没有专利、出生平凡，但同样有效。
专利药和原研药都可以称为创新药，需要巨额的前期研发投入，有多巨额呢，药界有个双十定律，就是每研发一款新药都需要十年时间和十亿美金，这个定律近几年来愈发紧迫，到现在研发一款新药的成本已经逼近15年时间和20亿美元了。
举个例子，万艾可知道吧，2012年辉瑞公司生产的万艾可在韩国专利到期，到期的第二天，有28个万艾可的仿制药上市，价格仅有辉瑞公司的三分之一。而一旦研发成功，配方和成分都是明摆着的，仿制药可以直接复制生产，与创新药相比，仿制药的成本几乎不值一提，所以仿制药的价格基本都低于创新药。
万艾可
万艾可都还只是最普通的，有时候这种价格差会大到令人乍舌，譬如我们前面说的格列卫，诺华的专利药2.8万一盒，豪森的仿制药124元一盒。这其中的价格鸿沟，是创造力的价值保障、是医学技术进步的根基，同时也是患者无法迈过的生死之间。
不过仿制药的生产也并非一本万利，和创新药一样.，仿制药的生产必须通过生物等效性实验，因为即使仿制药和原研药的成分配比相同，但是由于药物成分和制剂工艺的差别，最终药效不可能完全相等。
就好比同样一颗鸡蛋一勺油，有人能炒成家常小菜、有人能炒成宫廷御膳、还有人能炒成一锅糊蛋。
所以，你可以把生物等效性实验理解成一个标准，国家机构来当裁判，不管你是怎么仿制的，用的什么工艺，用的什么成分，但最后你的效果，最低得达到创新药的80%。
但即使有了便宜的仿制药，有些患者还是愿意去高价买原研药，因为原研药有大量的数据背书，药效能做到精确有效，当然，这样的人始终是少数，更多时候，仿制药才是最挣钱的生意。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药企都在盯着专利表，专利的保护一旦失效，就立马扑上去仿制。
药界有个词叫“专利断崖”，意思是说当一个药的专利到期后，收入就会呈断崖式下跌。
譬如罗氏芬，这是用来治疗呼吸道感染、肺炎等多种病症的药品，具有极强的抗菌性，由瑞士罗氏公司研发生产，对，就是我们在第一期中提到的那个带头围剿中国VC产业的罗氏制药。
罗氏制药公司
罗氏制药生产的罗氏芬售价80元，罗氏芬专利保护期到达后的第二个月，市面上就出现了十多种国产仿制药，平均价格，5块钱。
所以，到这里你就理解了整个药物研发的逻辑架构，受到专利保护的是专利药，没有专利保护的是原研药，专利过期之后其它药企复制的是仿制药。其中专利药成本高、投入大，但是利润高，拥有定价权；仿制药成本低、投入小，但是利润透明，没有定价权。
不过这个架构也有一个问题，还记得电影中程勇的那句怒吼
这句话折射的，便是这个专利结构的死穴：无力购买专利药的患者，只能转而购买非法仿制药，而根据专利法案，国家机构又必须追查非法仿制药，否则未来药企的研发动力将会大打折扣。
这是一个无言的困境，诚然，在资本当道奉行竞争的西方，穷人不是完整的人，这一切合理又正常，但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中国，这样因为贫穷而导致的死亡，是不可容忍的。
但我们不得不遵守这个无视穷人的规则，因为，这是我们签署过的文件。
2001年，中国加入WTO，你不知道的是，在2001年之前中国已经多次申请加入WTO，均遭到了拒绝，原因就是，中国在法律中保留了强制许可制度这一条。
这是国际法为了照顾发展中国家而设定的一条法规，通过这个法规，发展中的小国可以无视部分专利保护，强制性进行专利授权。譬如某项药品的收费远远超出了中国民众的承受水平，那么中国就可以否决这个药的专利保护，强制授权药企生产仿制药。
但是中国加入WTO时，组委会强硬要求中国将这一制度从法律中删除，同时还要签署美国的专利保护法，才能进入WTO。
WTO总部
经过多年的博弈，在2001年经济大潮的底色下，强制许可制度从中国法律中消失，大量专利药进入中国市场，这些专利药高价、昂贵，拒绝纳入医保系统。和强制许可制度一同消失的，还有无数重病患者的希望。
这件事没有对错，它只是，就这样发生了。
直到今天，我们仍有大量的癌症等重病患者，只能依靠昂贵的的专利药生存，即使国家在不断与药企谈判，将各种高价专利药纳入医保，但因病致贫还是时有发生。
这不是中国一个人面对的问题，每个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难题。但凡事总有例外，就像剧中的程勇远渡重洋，前往印度购买仿制药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每个被专利药压垮的人，都会把眼光投向印度。
印度药房
印度有着全世界最丰富和廉价的仿制药，这些仿制药只被准许在印度本地使用，一旦离开印度本土，即为违反专利法的走私。
这个原因，还得从那个铁娘子说起。
上世纪七十年代，外号铁娘子的英迪拉·甘地，用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对印度专利法进行了改革，这句名言是“生死之间无利益”。意思就是在人的生死之间，商家不能获取利益，这番话，剑指专利制度。
英迪拉·甘地
一番改革之后，印度的专利制度规定，专利有两种形式 产品专利和过程专利，药品、食品，以及农业用品只能使用过程专利。
也就是说，不管你在WTO受到何种专利保护，在印度，印度政府只保护你的生产过程，不保护你的生产结果。
换句话说就是，假如你的专利是用一颗鸡蛋、一勺油，先下油后下鸡蛋，炒出一盘鸡蛋。那么在印度，你的专利只有先下油后下鸡蛋这个过程受到保护，如果有人把过程顺序变一下，先下鸡蛋后下油，炒出了一盘和你一样的鸡蛋，那很抱歉，他并不违反专利法。
依靠这个耍赖般的制度，印度的仿制药产业快速增长，到今天，印度的仿制药占全球出口量的百分之二十，2020年，全球营收前十的仿制药企业印度占了五家，而印度也得到了一个称号——“世界药房”。
治疗肺癌的易瑞沙，专利药每盒2358元，在印度750元；治疗肝癌的多吉美，专利药每盒12180元，在印度630元。这就是世界药厂的仿制力。
印度的廉价药片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又或者英国，得了重病的人都可以坐飞机到印度，用在本国十分之一的价钱治好病。当然，这样的事情也只能发生在印度，在保护知识产权的背景下，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如此明目张胆的违反专利法。
2012年，一家印度企业向化工巨头拜耳申请一款药的授权，拜耳拒绝了，这家企业一怒之下将拜耳告上了法庭，同年三月，印度专利局宣布，这家印度药企可以越过专利法，强行生产仿制药，只需要每年支付6%的销售额给拜耳。
这样一听，你或许会觉得印度药业有一股劫富济贫的味道，但就像我们在开头说的，“要想达到某地，就必须先留下什么”。
那么，当印度拿着世界药房的门票登上新大陆时，他们，留下了什么？
印度
2005年，为了推进仿制药的发展，印度宣布放宽药物试验限制，自此以后，无数药企不远千里来到印度扎根生产，他们明知道印度不保护专利，却执意要来，原因就在于这个药物试验限制。
一款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要经过2年的临床前研究阶段、3年的临床前实验阶段、5年的临床三期实验，和1年的上市审批，无论哪个阶段出了问题，整个项目都得推倒废弃。即使是罗氏这种巨头，也都是一次启动三个项目，只要有一个能推动到临床三期就算成功，在大多数时候，药企都要面对几十亿资金打水漂的结局。
从2005年到2012年，仅仅七年时间，这些药企就在印度进行了475项药物实验，其中只有17项经过审查，另外458项实验未经批准、没有许可、不具备任何保护措施。那么，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到印度生产和实验。
排队等待试药的印度人民
这七年里，整个印度超过57万人被当做人体小白鼠，仅仅试药之后直接死亡的人数就有2644人，还有几十万人在试验之后罹患重病死亡，副作用引发的事故超过12万例，而这还只是2005年到2012年的数据。
你很难想象，八十年前日军731部队滔天的罪行，在今天的印度不断上演。印度的专利制度没有遭到反对，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不受监管的药物实验。
成为世界药房的代价，是五十万人病难死亡。
这时候再回想英迪拉·甘地那句“生死之间无利益”，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讽刺。的确，印度没有在生死之间牟利，他只是把人民的生死卖给了药企。
药物人体实验
当印度乘着用五十万人的性命拼凑出来的大船，驶向世界药房的称号时，中国正在主动越走越慢，我们可以晚一点到达彼岸，但我们不想留下任何人。
2015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44号文件——“关于改革药品审批制度的意见”。这份文件拉开了药业改革的大旗，同年7月22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了117号文件，这份文件成了中国药业史上最严的数据核查要求，这就是医药界著名的“七二二惨案”，无数中国药企面临割肉抉择。
117号文件
这个文件的目的很简单，不破不立，用监管手段结束中国药业散兵游勇的局面，倒逼整个药业接入国际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机会创造出自己的创新药。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要做，相比起其它国家，我们走的是最难的一条路，但或许唯有这条路，能够为后人遮荫避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