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生物科技投资的一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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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周张峰的新公司Aera Therapeutics融资接近2亿美元，朋友圈里转发的人很多。张峰的这篇用peg10挂cas9然后抓去做sgRNA的文章21年就问世了，本质上这个protein cage用VSV-G做靶向，用Gag同源物挂上Cas9抓RNA是一个VLP。22年，我们想找一个能比LNP更好的解决靶向的系统，但又不想再看AAV，于是认真研究了一下VLP。

我们整理一下张峰和刘如谦在在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找到了国内不少做VLP的公司。其中有一家公司正在做和想做的东西和我们预期的差不多，即利用不同病毒的靶向性（例如新冠病毒可以特异性的感染肺部和上呼吸道，HIV可以特异性的感染CD4+ T-cell等）实现对特定组织和细胞的靶向，来递送mrna进行治疗，或者Cas系统进行基因编辑。

但是病毒改造非常非常困难，不管是改造靶向还是改造对rna的抓取，都有很大可能改变衣壳蛋白的构象，导致病毒不能正确封装。所以这个迭代过程很困难，需要有高通量的实验配合去做try and error，也需要有一些别的方法去做理性设计。但建立一套合适的改造系统可能就需要数年时间。

这个创始人属于非典型的生物医药创始人，没有光鲜的海外背景，也没有大药厂的工作经历，要做这样的难事就是为了他对病毒改造的热爱，他开玩笑和我说如果不是为了这些兴趣，做做假病毒和溶瘤病毒公司早就挣不少钱了。但仅仅是因为真的喜欢，在没有高通量的实验方法，也没有什么病毒改造大牛参与的情况下，他已经把这个平台迭代到了并不比张峰和David liu差的程度。

国内做这些事情显然是困难的，没有资本愿意支持，也没合适的人才能够聚集到一起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所以做这种虽然有路径，但是需要克服多种困难的事情，即使你知道跳一跳可能够到，也未必敢去跳，因为多种必要条件都不足。而凑足这些必要条件需要勇气和毅力。

中国的医药工业化开始也就是近10年的事情，在10年以前医药行业都是东阿阿胶，云南白药之类的企业，还有很多中药注射剂，原料药之类的，这个和美国的biotech非常不同。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用看制造业和看消费的方法在看医药，然而医药作为一个看上去完全binary的行业，商业模式和投资方法都有很大的区别。

即使到现在中国的biotech投资也没有完全成熟起来，甚至一度会陷入到一个负循环里。有很多二级大佬和我说过绝对不碰biotech，因为他们都有过血的教训。这些血的教训来源于行业的binary，不是0就是1。对于赔率一般大家一般没有太大分歧，或者说这种分歧可以通过沟通消除，但是对于概率的判断大家差异非常大。

所以，要投资必须要解决生物科技的0-1问题，即我们能够相对别人更准确的判断成功概率，以及确保能有验证性事件的发生。

对于生物医药类公司和产品的概率判断，确实非常困难，因为他没有充要条件，只有必要条件的集合。美国因为医药工业化已经有接近80年的时间，积累的人才和知识让美国的投资人对成功所需的各项必要条件认知相对充分，对问题的定义更明确，和对概率的判断可能更准确。

我们虽然踩坑速度很快，但是由于工业化的时间短人才积累不够所以存在unknown unknown特别多。别说投资人，大部分创业者和公司对于机制，早期数据的解读，建立什么模型去验证机制能够增加后续的证据链都没有搞的特别清楚。

所以大部分投资人会落到了两头。要么特别保守，为了保证概率去抢那些大家都看得懂的，没有什么“科学”风险的项目。比如很多做检测的，做服务的，做医美的，还有做器械微创新的。但是一抢问题就来了，还可以的公司估值被拉的很高，大量其他团队进入，同质化竞争，最后无法形成良好的产业业态，最终可能大家都不挣钱，也无法通过并购退出。要么就特别激进，因为看不懂概率所以需要赔率来代偿，所以就希望公司把故事讲的越大越好，于是就出现了一大堆鬼故事，其中不乏专门割韭菜的项目，还有一部分上了市，很多人一时激动冲进去以后很受伤，亏钱了以后就再也不买biotech。

所以回归到投资的本质，还是概率和赔率，biotech的概率确实很难判断。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连董事长自己都没法预测药物的成与败，所以他觉得基本就是靠运气。后来我发现，但也并不是不能判断，路上出的data如果你看的足够多，就能有很多insight去推测未来是否成功，而且不见得会比药企自己的判断差，先把什么东西不可能搞清楚，再去想什么有可能。

美国投资人的成熟就在于专业的投资人多，即学术又神通的创业者也多，对于什么东西不可能他们很明白，于是主要精力就用在了追求什么可能。但是我们还在踩什么东西不可能的路上，所以搞清楚什么不可能才刚刚小学毕业，才可以不binary的看待biotech，不是靠猜测去判断0或者1，而是有一些理性地去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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