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难以成药”靶点，3款产品已进入临床，勤浩医药有何独特之处？|专访王奎锋博士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报道

最近两年，创新药研发企业勤浩医药迎来了诸多里程碑进展：2021年，该公司开发的SHP2抑制剂在中国和美国同步启动临床试验，KRAS G12C抑制剂在中国获批临床；2022年，该公司开发的ERK1/2抑制剂又先后在中国和美国获批临床试验；目前，该公司的2.0管线项目中也有多个产品启动IND-enabling实验……这一系列进展再次引起了行业对勤浩医药的关注。

勤浩医药成立于2014年，致力于突破“难以成药”靶点，聚焦原始创新，开发小分子抗肿瘤新药。目前，该公司已形成了以靶向抗肿瘤品种为核心的产品管线。其中，有3款产品已进入临床开发阶段，一款产品成功实现“license-out”授权。此外，该公司的2.0管线项目中也有多款产品即将进入IND申报阶段。成立以来，勤浩医药也获得了众多资本的青睐。目前，该公司已先后完成多轮数亿元融资，投资方包括深创投、领承创投、维亚生物、约印医疗基金、恒博同州、联想之星、三花弘道、乾道基金、磐毅投资、国海创新资本等等。

那么，勤浩医药的产品管线有何独特之处？在勤浩医药所致力的“难以成药”靶点领域，当前都面临哪些挑战？未来几年，勤浩医药又有望迎来哪些里程碑进展？带着这些问题，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日前专访了勤浩医药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EO）王奎锋博士。

图片来源：勤浩医药提供，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制作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您为什么会选择在“难以成药”靶点领域创业？

王奎锋博士：勤浩医药是2014年注册成立，2015年开始正式运营。最初的几年，我们的业务主要是做转化医学技术服务，并积累了很多转化医学的数据。从2018年起，勤浩医药开始正式转型做创新药研发。在我看来，“难以成药”靶点的药物开发虽具挑战，但也充满了机遇。一些靶点之所以被称为“难以成药”是因为一直没有针对该靶点的药物进入临床或获批上市。但是，随着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这些“难以成药”的靶点是很有机会变为可成药靶点的，KRAS和SHP2就是最好的例子。

除了“难以成药”靶点，勤浩目前也有一些原始创新靶点进入IND-enabling阶段。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勤浩的管线布局和立项逻辑也在不断优化升级。项目立项阶段，我们希望获得更多临床专家参与指导，项目能真正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持续创新上，已进入临床阶段的“fast-follow”项目做出差异化，后续管线的创新性有梯度的不断提升，布局原始创新。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在勤浩医药所致力的肿瘤领域，当前治疗方式或临床解决方案还面临哪些关键挑战？

王奎锋博士：过去几十年，肿瘤的治疗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手术、放疗、化疗等传统治疗方法之外，小分子靶向药、单抗、双抗、抗体偶联药物（ADC）、CAR-T疗法、基因疗法等新型疗法的出现，也让肿瘤患者拥有了更多的治疗选择。但我们必须承认，当前肿瘤的治疗依然存在许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一是复发和转移性肿瘤患者亟需新的治疗选择。例如，对于一些肿瘤患者，一线治疗方案依然是化疗；而对于一些晚期肿瘤患者，依然无药可用。二是患者对于当前的许多疗法都会产生耐药性，包括原发性耐药和继发性耐药。这些挑战亟需全行业去共同解决。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勤浩医药的新技术和研发管线有助于解决这些挑战吗？它们与现有方法有何区别？要实现其全部潜力，还有哪些关键挑战？以及有哪些潜在的解决方案？

王奎锋博士：勤浩医药目前已有多款产品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包括KRAS G12C抑制剂、SHP2抑制剂、ERK 1/2抑制剂等。根据我们已获得的早期数据，以及全球范围内同靶点产品披露的临床数据，我们认为公司这些产品未来的一个主要开发潜力是联合用药。通过和公司内部的产品或外部的产品联合用药，不仅有望解决肿瘤患者的部分耐药性问题，同时还有机会延缓这部分患者的耐药性进展。在临床前的耐药动物模型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产品联合用药不仅能够克服耐药性，而且还取得了比单药更好的效果。

勤浩医药目前开发的这些药物创新度还是很高的。对于KRAS靶点，在我们立项时，全球还没有同类药物获批，现在也只有两款药获批。对于SHP2和ERK靶点，全球还没有同靶点药物获批。高创新性也意味着高挑战。由于这些新型药物的作用机制不是特别清晰，在临床试验中也没有太多参考，因此开发这些药物对团队的转化医学探索、临床前机制研究和临床研究等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这些挑战，我们已尝试了许多解决方案，并初见成效。以SHP2抑制剂为例，虽然团队前期已取得了比较完善的药代动力学（PK）、药效动力学（PD）及毒理学（TD）数据，但我们并没有在获得IND批准后就立即开展临床，而是在临床前和转化医学方向做了很多的探索。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发现公司的SHP2抑制剂选择性非常好，脱靶风险很低。同时，我们发现了新的生物标志物，加上该类患者之前的生物标志物，这种双生物标志物联动将会有助于未来临床试验患者的入组筛选。此外，我们还做了很多临床前的联合用药研究，并对联合用药的效果和其背后的原因进行了研究。这些前期的探索可以让我们尽可能在早期就找准方向，为临床试验的方案设计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创业以来您和团队遇到的最大的内外部挑战是什么？您计划如何解决？

王奎锋博士：创业以来，公司遇到的挑战还是挺多的。内部最大的挑战体现在开发“first-in-class”原始创新药物的能力和深度创新能力方面。如前所述，勤浩医药的早期开发项目都非常有创新性，可借鉴的经验并不多，而创业早期团队的人力和资源比较单薄，因此遇到了不少困难。幸运地是，公司吸纳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目前已经在这方面发力并取得一定成果，创新平台进一步夯实，早期项目也展示出了“best-in-class”潜质。

外部挑战最大的还是融资。近两年，创新药行业进入了调整阶段，融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资金方面的影响要求任何一家公司都要把开源节流做到极致。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2022年初就完成了B轮融资，加上license-out的收入，目前资金储备充裕。在勤浩医药，我们的应对策略是重新评估公司的产品管线，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使公司产品管线的价值最大化，在保证公司生存发展的基础上，也为公司未来的持续创新能力和国际化做准备。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展望未来几年，预期勤浩医药在研发管线方面会迎来哪些里程碑进展？

王奎锋博士：目前，勤浩医药的在研管线主要聚焦六个确定性较大的项目，包括三个在临床阶段的项目和三个在IND-enabling阶段的项目。对于KRAS G12C抑制剂、SHP2抑制剂、ERK 1/2抑制剂这几个进入临床的产品，我们预期在后续的大规模临床试验中会看到更多的亮眼数据。展望未来，在2024年年底，公司预期会有首个产品进入到上市申请阶段。同时，我们的2.0管线中的三个产品HDAC6、YAP-TEAD、KIF18A高选择性抑制剂也会很快完成中美的IND申报。此外，勤浩医药还有可能达成公司的第二个license-out交易。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创新药发展环境？您对未来几年的预判是什么？

王奎锋博士：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创新药研发领域取得了许多进步，这点可从中国创新药达成的license-out合作数量变中略见一斑。根据公开资料，2006年中国仅有一个创新药达成license-out合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度没有授权合作出现。从2018年开始，中国创新药的license-out合作数量越来越多，授权合作的首付款和里程碑付款金额也越来越高。而且这些授权合作产品既有临床阶段的项目，也有早期阶段的项目，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公司开发的创新药已开始在国际上获得认可。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创新药研发能力距开发“first-in-class”新药还有一定差距。在我看来，当前行业需要继续完善中国的创新药生态圈建设，让产业上下游的分工更明确。例如，可以让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源头创新的基础研究工作，Biotech公司聚焦中间的转化和早期临床，而Biopharma公司负责产品的后期临床和商业化。同时，创新药行业的发展也需要资本的持续支持和配套政策的完善，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原始创新动力。当前，行业正在经历调整周期，这于行业是有利的。经过调整后，真正有实力的项目和企业反而会脱颖而出，更容易受到资本的青睐，中国创新药行业也会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图片来源： 123RF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您如何看待“合作”在当下生物医药创新生态中的作用和影响？具体到勤浩医药所致力的“难以成药”靶点领域，您觉得合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以及最需要怎样的合作，以更好地促进创新？

王奎锋博士：创新药研发上下游的产业链条很长，“合作共赢”已成主旋律。Biotech公司通常不能自己建立所有的研发体系，因此更需要合作。在勤浩医药，我们在药品开发阶段也建立了很多合作。例如，我们通过和一些CRO公司、临床中心等合作，来加快产品的注册申报、研发、临床试验进度。但是在最核心的源头创新和项目管理上，Biotech公司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这样在合作过程中才能更加顺畅。同时，合作还体现在一些项目层面。比如，创新药公司可以和拥有AI等新技术的公司合作，推进某个项目的进展。而在项目进展到一定阶段时，企业之间的授权合作也会越来越多。

无论何种合作，我认为一定要“始于诚、立于信”。每个项目都有优点和缺点，合作双方只有坦诚相待，互通有无，才能真正做到取长补短，协同高效地推进项目的进度，在最短的时间内使项目的价值最大化。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对于行业如何共同提高研发效率，提高创新疗法可及性并造福病患，您还有哪些个人建议？

王奎锋博士：除了前面提到的完善创新药生态圈建设和合作，我认为在药物立项之初，就要真正做到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在勤浩医药，我们的目标是坚持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肿瘤患者开发出疗效和安全性更好的创新药。秉着“以终为始”的策略，团队在早期的药物发现阶段就提出了“smart design”的理念。从立项开始，团队就与临床专家合作深挖临床上治疗的痛点，有针对性地设计药物，提升药物的开发成功率。另外，Biotech公司在立项阶段就要有国际化视野，这样才有可能在早期阶段就引入合作伙伴，助力挖掘产品的价值，提升药物的研发效率。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在勤浩医药所在的肿瘤领域，您认为未来10年会迎来哪些变革性疗法？

王奎锋博士：如前所述，当前肿瘤治疗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复发或转移以及患者的耐药性，所以将来的变革性疗法应该会出现在能攻克这些挑战的个性化、差异化的疗法中。至于这些药物的类型并不是很重要。即便是一些现有的药物，如果它们通过后续的开发优化能将肿瘤变成一种可控的慢性病，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依然可以称之为变革性疗法。总而而言，我认为精准治疗应该是未来能使患者获益的变革性疗法之一。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如果我们10年后再次讨论这个行业的发展，您认为我们会谈论哪些话题或已经取得的成果？

王奎锋博士：10年后，中国的创新药领域应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具体到抗肿瘤领域，早筛早诊体系的建立和推广会提高患者的早期发现率，使更多患者在早期就接受治疗。同时，晚期肿瘤患者对药品的可及性也会大幅提高。而随着创新的积累和行业的发展，届时中国企业开发的“first-in-class”药物也会越来越多，造福中国和全球病患。

药明康德内容团队：作为中国创新药领域的创新创业者，您还有哪些观点和声音希望向业界传递？

王奎锋博士：虽然我们一直在追求创新，但也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创新要有梯度地进行，不能所有的公司都去开发“first-in-class”药物，因为真正的新靶点、新分子实体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作为一家Biotech公司，我认为整个产品管线在创新上要有梯度，既有微创新的药品和中度创新的药品，也要有一部分原始创新的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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